第11章 高处之寒（1/2）
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大楼是新建的，二十八层玻璃幕墙在秋日阳光下反射着冷冽的光。苏清越站在大门前，仰头看着楼顶那枚巨大的国徽，深吸了一口气。
门禁系统需要刷卡，她被拦在了外面。保安从岗亭里探出头：“同志，找谁？”
“我是来借调的，云湖区法院苏清越。”
保安查了一下登记表：“哦，研究室借调的是吧？上十七楼，找孙主任。”
电梯平稳上升，镜面墙壁映出她穿着法院制服的身影。苏清越整理了一下衣领，想起李梅送她时说的话：“到了省高法，少说话，多观察。那里的水，比咱们云湖深多了。”
十七楼走廊很安静，深灰色地毯吸收了脚步声。研究室的牌子挂在1708门口，门虚掩着，能听见里面敲击键盘的声音。
苏清越敲门。
“请进。”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。
推门进去，办公室不大，但视野极好，能俯瞰大半个东州市。办公桌后坐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，头发花白，戴一副黑框眼镜，正盯着电脑屏幕。
“孙主任您好，我是云湖区法院借调来的苏清越。”
孙主任抬起头，打量了她几眼：“哦，小苏。坐吧。”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“你的论文我看了，关于环境公益诉讼证据规则那篇。”
苏清越坐下，保持笔直的坐姿。
“写得不错，有实务基础，理论提炼也有新意。”孙主任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，“这次借调你过来，主要是参与《环境资源审判实务指南》的修订。最高人民法院今年要出新的指导意见，咱们省要提前准备配套细则。”
他把文件推过来：“这是目前的草案，你看看。你的任务有两部分：第一，结合基层实践，对条文提出修改意见；第二，负责撰写案例评析部分，要选十个左右典型案例，每个写一千字左右的评析。”
苏清越翻看草案。厚厚的一百多页，涵盖环境公益诉讼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、资源开发利用纠纷等多个领域。每个条文后面都有起草说明和争议问题。
“孙主任，我什么时候开始工作？”
“现在就开始。”孙主任指了指靠窗的一张空办公桌，“那是你的位置。电脑已经配好了，内网权限也开了。这周你先熟悉草案，下周我们要开第一次讨论会。”
苏清越走到自己的工位。桌子很干净，电脑是新的，旁边还摆着一盆绿萝。她打开电脑，登录内部系统，屏幕上跳出欢迎界面——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自动化系统。
她先查了研究室的通讯录。孙主任叫孙建国，五十二岁，在省高法工作了三十年，是环境资源审判领域的专家。研究室还有其他五个人，都在外面开会或调研。
整个上午，她埋头看草案。和基层法院的实务手册不同，这份指南更注重理论指引和规则创设，很多条文都在试图解决实践中尚无定论的问题。比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量化标准、环境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、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边界……
她看得入神，连午饭时间都忘了。直到孙主任敲了敲她的桌子：“吃饭了。食堂在二楼。”
省高法的食堂很大，能容纳上千人。排队打饭时，苏清越听见前面几个人在讨论案子：
“……那个矿山生态修复的案子，一审判赔八千万，二审怎么定？”
“关键是鉴定意见，三份报告差得太多。中院现在也头疼。”
“听说最高法环资庭在调研，可能要出司法解释。”
她默默听着，打好饭找了个角落坐下。刚吃两口，对面坐下一个人。
“苏清越？”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男法官，穿着制服，胸牌上写着“民事审判第四庭”。
“我是。您是？”
“赵明，民四庭的，主要审环境资源案子。”赵明笑了笑，“孙主任说借调了个基层的同志，对环境公益诉讼有研究。没想到这么年轻。”
“赵法官好。”苏清越礼貌回应。
“别这么客气。”赵明摆摆手，“我们庭正缺有实务经验的人。你那篇论文我看了，关于检测报告证据效力的观点，跟我们最近审的一个案子高度相关。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庭开个座谈会，讲讲基层的实践做法？”
“这……要听孙主任安排。”
“我去跟他说。”赵明很爽快，“基层的声音很重要。省高法有时候离一线太远，制定的规则容易脱离实际。”
吃完饭回到办公室，孙主任果然来找她：“民四庭想请你去讲讲环境公益诉讼的实务问题。你准备一下，后天下午。”
“好的。”
“还有，”孙主任递给她一个U盘，“这里面是全省近三年环境资源案件的统计数据，还有各地法院上报的典型案例。你结合这些材料，先起草案例评析部分的初稿。”
接下来的两天，苏清越完全沉浸在工作中。白天看案例，晚上写评析。省高法的数据库很全，她能查到全省任何一个法院的裁判文书。她发现，同样的环境污染事实，不同法院的判决结果可能相差很大——有的判赔几十万，有的判赔上千万；有的支持惩罚性赔偿，有的不支持；有的判决企业整改，有的只判赔偿。
这让她更加意识到统一裁判尺度的重要性。
周四下午，她跟着赵明去了民四庭。会议室里坐了二十多人，有法官，有助理，还有几个研究室的同事。
赵明做了简单介绍：“今天请苏清越同志来，主要是分享基层法院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经验和困惑。大家有什么问题，可以随时交流。”
苏清越打开准备好的PPT。她从云湖区法院鑫旺化工案讲起，谈到取证难、鉴定贵、损害评估标准不统一等实际问题。又结合省高法的统计数据，分析了全省环境资源审判的现状。
讲完后，提问环节很热烈。
“苏法官，基层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，最大的阻力是什么？”一个年轻助理问。
“多方压力。”苏清越实话实说，“企业有就业和税收的压力，地方政府有发展经济的压力，环保组织有舆论监督的压力。法院要在这些压力中找到平衡点，依法裁判。”
“那你们怎么应对？”
“把程序做扎实。”苏清越说，“证据审查更严，法律适用更准，裁判说理更透。程序正义是法院最硬的底气。”
另一个法官问：“关于惩罚性赔偿，基层法院一般怎么把握？”
“很谨慎。”苏清越调出一组数据，“近三年全省判了八十七起环境公益诉讼，支持惩罚性赔偿的只有九起，而且金额都不高。主要障碍是两个：一是法律依据不明确，二是担心企业承受不了影响稳定。”
“你认为应该怎么完善？”
“建议在指南中明确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。”苏清越说出自己思考多日的观点，“比如故意违法、屡教不改、造成严重后果等情形。同时设置合理的计算标准，避免随意性。”
讨论持续了两个小时。散会后，赵明送她到电梯口：“讲得很好，很实在。我们最近在审的那个案子，就是卡在惩罚性赔偿上。你的意见对我们很有启发。”
回到研究室，孙主任正在等她。
“民四庭那边反馈很好。”孙主任难得露出笑容，“赵庭长特意打电话来，说希望你多参与他们的案件讨论。我同意了，以后每周三下午你可以去民四庭旁听合议。”
“谢谢孙主任。”
“不用谢我，这是你自己争取的。”孙主任顿了顿，“对了，下周一省政法委有个调研座谈会，关于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。研究室要派个人去，你准备一下，代表我们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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